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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赋予消费者差评权的初衷，是想借助消费者之手，利用大数据的反映反馈功能，比较真实、准确地了解商品或服务的人气、实力和口碑，从而更好地促进商家为消费者服务，也让消费者更好地与商家互动，促进市场秩序的规范与健康。

自从推行了差评机制后，商家也好，新劳动业态人员也罢，对消费者确实比以前尊重了，服务态度也好多了。但是，围绕差评机制的问题和矛盾也逐步增多了，且不只是局限于商家，也包括快递、外卖小哥等新业态就业者。尤其是新业态就业者，很多情况下显得很无辜，也很无奈。面对不合理的投诉和差评，他们想通过平台申诉，却是困难重重，很难成功。自然，他们的利益也就很难得到保护了。

这也意味着，在“差评”面前，很多方面的“秩序”也被撞得东倒西歪。譬如平台，在他们眼里，更多考虑的是流量，亦即通过缩短服务时间、提高服务效率、增加服务频次，获得更多消费者、劳动者的青睐，不断扩大平台的流量。尤其是竞争性较强的领域，流量就代表着平台的生命。没有流量，平台就没有生存下去的条件与资格。如此心态和理念下，自然会把天平明显倾斜于消费者，而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商家和劳动者身上。于是，就给了消费者过大的权利，导致少量无良消费者利用“差评”损害商家和劳动者权益。有的还利用“差评”对商家实施敲诈，对劳动者进行污辱。平台的这种显失公平行为，自然也对正常的市场秩序产生了破坏，特别是商家和劳动者权益，受到了“差评者”的侵害。

而对于商家来说，在被“差评”捆住手脚的同时，一些商家则通过网络水军等维护自身利益，并找准机会，对打“差评”的消费者实施网暴、攻击打“差评”的消费者，甚至让某些消费者失去了生存的勇气。显然，这是对“差评”机制的滥用，必须整治。在整治没有结束前，暂停“差评”机制的一切行为。否则，“差评”机制会失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。

对劳动者来说，显然是三者关系中最为弱势的，既没有平台强势，也没有消费者强势，处于这样的弱势地位，自然也是利益受损最为严重的。因为，处于两头强势的中间，必须夹着尾巴做人。而夹着尾巴做人的结果，就是用生命换时间、用违反交通秩序等换时间。结果，不仅损坏了交通秩序、社会秩序，自己的生命也常常被“时间”所绑架，为了在平台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，只能置生命于不顾。到底有多少生命消失在“差评”中，可能不是一个小数目。

很显然，“秩序”不能消失在“差评”中，“差评”不能以“秩序”为代价，而要把真正的“差”者“评”出来，而不是把“差评”当作攻击他人的工具，当作发泄的手段，更不能成为违法乱纪的一种符号。“差评”应当是良好秩序的维护者，而不是破坏者。如果“差评”对社会秩序形成破坏了、伤害了，就得整治了。因为，“差评”机制的效率高低，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信用的具体表现之一。一个有良知的人，有秩序意识的人，有法制观念的人，有信用理念的人，是不可能滥用“差评”，甚至破坏“差评”制度的。滥用“差评”、恶意“差评”，说到底，就是素质不高的表现，也是信用不强的标志，可以对滥用“差评”者贴上无良者的标签。